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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香港不是江湖,那里除擂台还有监狱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17日做出判决,裁定黄之锋即时监禁6个月、罗冠聪即时监禁8个月、周永康即时监禁7个月。

2014年9月26日非法“占中”前夕,身为“学生领袖”的黄、罗、周等发起所谓重夺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广场的行动,带领示威人士非法冲击警察防线,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破坏。香港律政司对三人提起上诉,并在三人被判社会服务及缓刑后提出刑期复核,要求改判三人即时监禁。

公开以暴力方式破坏香港法治、制造社会动乱的人终于坐牢了,虽然刑期只有几个月时间,但这个判例将是香港治理的一个里程碑。以后在香港搞暴力示威的人,就可能按照这个判例被裁定有罪,需要蹲监狱,暴力示威的成本一下子变高了。不是什么人编一个意识形态的所谓“正义”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是法律的一次立威。

美国国会一委员会以及“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组织17日当天指责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是政治上的“秋后算账”,是对香港自治的“进一步侵蚀”等等。《纽约时报》在判决之前还专门发了社论,称这次判决将决定香港是否会出现“首名政治犯入狱”,这些声音汇成了外界唯恐香港不乱的舆论煽动。

香港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当它对黄之锋等人轻判时,就是“司法独立”,一旦重判,就是“受了北京的影响”,一些西方人宣扬的这种逻辑赤裸裸地将价值判断置于法律之上。

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

那些人应该把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投给在夏洛茨维尔市开车撞示威者的那个白人至上主义的小青年,投给美国接下来肯定少不了的暴力示威者。《纽约时报》应当歌颂那些为了自己理想而在美国打砸抢烧的暴徒们。

香港的主流价值观是法治,但泛政治化一旦被“民主”这样的口号点燃,法治就很容易受到挑战,被推向弱势的位置。回想三年前的香港,在中环一带,法律还管用吗?直到今天,黄之锋等人被判了刑,他们的态度有对法律的尊敬吗?而对一个城市来说,是树立法律的权威更难,还是捧出一群“造反派”,让它像“阿拉伯之春”时的开罗一样“自由”更难呢?

那些支持香港学生“造反有理”的西方人,可以捧一大把“民主”的玫瑰送过来,却无需为城市的未来负任何责任。一些香港极端反对派要的是短线政治利益,吸引眼球,捞选票,当他们明明知道所提政治目标不可实现时,他们更关心“死磕”过程中能给自己赚多少。他们不操心香港这座大厦能盖多高,盖多结实,他们最想要的是成为楼里墙上最夺目的那幅画。

香港是多元社会,政治反对派注定会有,但那里的反对派应当是建设性的。香港需要依法开展活动、与“一国两制”相契合的反对派。如果说17日的判决有助于规制反对派活动的话,那么这种规制是符合香港公众利益的,也是值得欢迎的。

总有人把香港社会的焦点性法治表现说成政治,其实那些人的脑子是最政治化的。改变他们或许需要时间,需要法治权威在“一国两制”下新的巩固和释放。有些就是“搞政治”的人,或许永远也改变不了他们。在香港凝聚共识可不容易,所以,把法律的边界描清楚就尤其重要了。

(本文系环球时报今日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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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寇全安、杨淼任安康市副市长(简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安康10月12日讯 2017年10月11日,陕西省安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任命:寇全安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淼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据中国经济网人物库资料显示,寇全安,男,1972年1月出生,此前担任陕西省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杨淼,女,1973年5月出生,此前担任陕西省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处长。

寇全安简历

寇全安,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康市,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

曾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省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2017.09 安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7.10 安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杨淼简历

杨淼,女,汉族,1973年5月出生,福建平潭人,民建会员,1995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1991.09—1995.07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5.07—1999.07 陕西省计划委员会外经处科员

1999.07—2000.12 陕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外经处副主任科员

2000.12—2004.08 陕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外资金利用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其间:2001.07—2003.12西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2004.08—2014.01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主任科员、副处长

2014.01—2017.10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副处长、处长(其间:2015.10—2016.04挂职担任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2017.10— 安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近期,随着各地楼市调控措施的不断完善,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环比下降或涨幅放缓者开始增多,很多区域房地产交易变得更加理性。不过,也有一些业内声音认为,当前楼市调控限制过严束缚了合理需求,不久之后楼市调控政策可能重新松绑。对此,专家指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行业能否健康发展十分重要。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中国楼市调控政策不会反反复复、虎头蛇尾,而是将真正确保房屋回归居住属性,并为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创造环境。

各地调控祭出实招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专家认为,结合此前房地产贷款增量占比下降、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缩短等现象不难分析出,在各地扎实的分类调控政策之下,中国楼市正趋于平稳。

在北京,有关部门今年2月出台了全国首部公租房建设与评价地方标准,公租房设计水平大幅提升,同时首次放开22㎡最小面积限制,既减轻了住房者的租金负担,又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在上海,《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通过加大土地储备力度、盘活存量土地以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多种措施,增加住房用地供应达5500公顷,预计新增供应各类住房约170万套。

与此同时,还有近30个城市将限售政策作为遏制炒房的有力武器。例如,广东东莞规定,企业购房需不动产权证满2年才能交易;陕西西安也延长了限售期限,规定新房网签满5年方可交易。在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限售意味着持有房产的时间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冻结了房产的流动性,有利于打击炒房。

“虽然当前各地楼市调控政策以限购为主,但要看到‘限购’并非不允许人们买房。实际上,调控政策对购买第一套房的刚需来说影响不大,其主要针对的还是投资性、投机性需求。目前来看,调控政策在促进楼市平稳运行方面成效比较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回归居住已成共识

那么,未来楼市调控会否因为稳增长压力或购房呼声而“松绑”呢?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夏丹认为,当前调控政策呈现“限购+限贷+限价+限售”四位一体的严控状态。未来,随着调控效应持续发酵,市场将认同并习惯这种节奏,更多紧缩政策的出现和调控范围扩容也多在预期之中。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楼市调控政策恰恰是针对炒房需求所做的必要调整。”张立群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源于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带来的不均衡。随着一线城市周边城市群的发展及诸多二线城市的崛起,这种不均衡有望得以缓解,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在房地产长效机制真正建立之前,中国仍将坚持因城施策的分类调控,不会反反复复、虎头蛇尾。

而在稳增长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良好势头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通过“松绑调控、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实现稳增长目标。例如,目前中国创业人数已经超过德国人口总数,市场主体数量也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市场主体总数。共享单车、网络约车、快递送餐、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等新业态保持强劲增长,不仅表明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更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有着十分坚实的基础。

长效机制加快脚步

调控政策保驾护航,长效机制加快脚步。稍早前,住建部印发的《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便被视为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一步。

针对房东随意提租等现象,意见稿提出,鼓励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长期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合同中未约定租金调整次数和幅度的,出租人不得单方面提高租金。同时,该意见稿还提出完善房地产开发企业、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估价机构及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以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国家发改委学者撰文指出,当房地产市场呈现过热态势时,市场自身修复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难以自我实现均衡,因此适时适度的行政干预是必要的。同时,实行购租并举,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途径。

“未来,我们一方面要加快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加大住房土地供给,发展租赁市场以疏解自住刚需;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楼市的分类调控政策,缓解楼市局部过热,防范相关金融风险。”张立群建议。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原标题: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换人,他曾参与香港回归过渡期谈判

[编辑/张喜斌统筹/纪欣]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院领导”栏目更新。据悉,邓中华已任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此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的是张英伟,目前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注意到,邓中华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曾任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长、外交部边海司司长、中央外办海洋权益局局长等职务。公开资料显示,其还曾参与过香港回归过渡期的谈判工作。

邓中华任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

时任外交部边海司司长邓中华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公开资料显示:邓中华,男,1961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82年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本科毕业,1986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6年7月起,在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工作。2008年3月,任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长。2011年9月,任外交部边海司司长。2013年6月,任中央外办海洋权益局局长。

2017年9月,任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还有资料显示:1998年8月,邓中华曾任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区委副书记一职。1986年起,其在外交部港澳边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工作,参与香港回归过渡期谈判工作。

几天前,曾参加“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

2017年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和《社科院专刊》均发布了《学习“两论” 发扬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实践》的文章。

文章称,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中心组进行“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研究经典著作、发扬我们党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江,副院长、党组成员李培林,党组成员张英伟,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邓中华参加学习,并围绕学习主题发言。

据悉,这是邓中华首次以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的身份出席活动。

曾对南海争议、钓鱼岛、中印关系等问题表态

2012年4月10日,时任外交部边海司司长邓中华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新形势下的边界与海洋外交工作与网友进行交流。

南海争议坚持谈判不是示弱

邓中华在谈到南海争议问题时表示,国际上很多人都关心南海争议,这本身不是什么问题。

邓中华称,但是,就南海这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解决来说,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进行谈判是最佳途径。

与争议无关的国家介入南海争议甚至在争议的解决中充当所谓“裁判”,不仅不符合国际常识,也是完全行不通的。而且在当前南海争议总体可控、南海地区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外部势力的介入妥善解决对南海争议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邓中华说,在涉及到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我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以来都是旗帜鲜明、坚定不移的。对于有些国家侵害我们权益的行为,我们都会及时表明立场,提出交涉。当然啦,有的网友会说了,你怎么总是交涉啊,就不能来点别的?

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对外谈判和交涉是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式,或者说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坚持谈判解决问题不是要放弃立场,更不是示弱。在国际上而言,处理领土和海洋争议的主流还是谈判协商,不管大国小国,都是如此,或者说都应当如此。

既然是谈判,就会有很多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但是,不管是针锋相对也好,还是唇枪舌剑也好,我们的目的都是通过谈判寻求当事方的利益汇合点,探索务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这样一来,谈判注定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日本对钓鱼岛所谓“管控”属对中国主权侵犯

当时,有网友提问,日本对钓鱼岛已经控制了30多年,从未中断,再过10多年,依现代国际法,中国可能永远丧失对钓鱼岛的主权。请问中国政府有何良策?

邓中华对此表示,这个说法并不正确。钓鱼岛及其附近的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从来不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周边水域的所谓的“管控”属于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非法的、无效的,永远也改变不了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属于中国的事实。邓中华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我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对于日方对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的非法措施,中国政府及时提出严正交涉,并采取有力的反之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我想在这儿说,中国政府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邓中华还表示,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与日本不存在所谓的“密约”问题。

中印边境地区总体保持了和平与安宁的局面

有网友提问,印度向中印边境方向频频增兵,不断增加部署新型战机,还不时污蔑中国军队越境入侵,边境形势是不是很紧张,会不会引发战争?邓中华表示,中印边界还未划定,但两国边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或冲突。中印边境地区总体保持了和平与安宁的局面。当然,中印边界上的确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刚才有网友也提到了,对这些我们一直是密切关注,高度重视。

中印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机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协调沟通,增加互信、增加理解,管控和处理中印边境事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这个机制成立以后,2012年3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很成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我们相信,工作机制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和沟通渠道,充分发挥这个机制的作用对于确保两国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和促进中印关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原标题:首个5G电话拨通了!那投入几千亿的4G回本了吗?

5G离我们越来越近,最新消息是国内首个5G电话拨通了!

据中兴通讯官方微博4月2日上午消息,近日国内打通了基于3GPP R15标准的5G first call,正式开通端到端5G商用系统规模外场站点,此举进一步加速了5G商用进程。

而在近日,接近某通信企业高层的李靖(化名)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

“5G太热了,工信部要求我们谨慎对外。”

根据规划,我国最早2019年下半年部分城市就能用上5G,2020预计开始规模商用。

▲图片来源:摄图网(图文无关)

5G的来临,意味着三大运营商在技术上重新回到起跑点,有望重构市场竞争格局,而现状却并不如人意。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运营商面临5G建设资金压力。兴奋与忐忑笼罩着三大运营商,特别是市场份额落下一大截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三大运营商面对5G建设态度暧昧,期待新技术的应用,同时担忧力不从心。怕被竞争对手赶超,同时投资压力太大,4G成本还没收回。”一位黑龙江运营商人士告诉记者。

4G仍在投入期 成本未收回

目前,我国已经在多个城市进行了5G规模试验。根据相应规划,我国有望在2019年实现部分地区5G预商用,2020年实现大规模正式商用。

而实际上,用户真的快要用上5G了吗?机构预测,类比4G用户增长速度,预计2022年5G渗透率将提升至60%。也就是说要到2022年,超过一半的用户才会用上5G手机。运营商作为通信网络建设、经营的主体,直接影响用户何时能用上新一代高速通信技术。

在此之前,三大运营商一直在追求4G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度覆盖。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财报中可以看出,4G网络优化建设仍然是运营商今年的重点。2018年,移动在4G上面的投入预计在500亿量级,去年联通混改的资金也有很大比例用在了4G网络上。

以中国移动为例,2013年末中国移动获得4GTD牌照,2014年起中国移动4G网络开启规模建设和商用。财报数据显示,2014年到2017年间,中国移动4G网络投入分别为806亿元、791亿元、830亿元和657亿元,2018年这一数字预测为585亿元,五年之间中国移动在4G网络上的投资超过3600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移动全国4G基站187万个,覆盖全国99%的人口。中国联通、中国电信4G基站总数同期分别为85万个、117万个。按此估算,加上其他配套设施费用,三大运营商在4G网络上的建设至少在8000亿规模。

李靖告诉记者,运营商4G建设要进偏远乡村,实现普遍服务,而这些地方的投入与产出是无法平衡的,从整体上来看,目前运营商4G的投入还尚未收回。“一方面要盈利,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国家信息基础建设。运营商盈利空间越来越小。”李靖对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表示。

此外,提速降费工作一再推进,也让三大运营商业绩压力增加不小。去年9月份取消长途、漫游费之后,今年7月份起运营商“流量漫游费”将消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5G需精准投资 寻低成本方案

中信建投通信行业分析部门给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预计我国2019年起将正式开启5G建设,2020年起大规模建设。预计未来5G基站量将是4G的2倍,运营商5G建网主体投资可能将达1.23万亿元,较4G投资增长68%。

5G除了继续提高网速外,还将满足人与物、物与物通信需要的低时延、高可靠和高密度的性能,最终开启“万物互联”时代,这些都使得5G建设成本相较于4G时代陡增。

▲图片来源:摄图网(图文无关)

5G建设方式是选择独立组网还是非独立组网?三大运营商都没有对记者给出明确答复。一位运营商人士对记者表示,业界一般而言都是推荐独立组网,而这意味着更高的投入。

华为方面告诉记者,不同国家地区可能需要适用不同的策略,在中国,从非独立组网逐渐过渡到独立组网,升级更平滑,更适合国情。

考虑到现网资源兼容,运营商可能会在某些人员密集区域建设5G网络,其他地方使用4G网络,以实现4G网络和5G网络的互补。被问及是否出于“节约成本”考虑,上述运营商人士直接用了一个“穷”字来描述了运营商面临的尴尬,“不会全网都做,毕竟要考虑实际应用”。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凭借中国移动目前四千多亿的现金流,中国移动单独建设一张全国性5G网络是有可能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移动在5G建设方面最为积极,但也面临5G建设的成本压力。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表示,5G组网建设难度高、投资大,受商用频段高、新增站址困难等因素影响,即便使用中频段,实现网络连续覆盖也有很高的难度。成本方面,大规模天线使5G基站成本更高,还需新建或大规模改造核心网和传输网,各运营商均需探索低成本解决方案。

中国电信方面也表示,如何充分发挥5G技术优势、合理利用4G已有投资,在保证业务能力和用户感知的基础上实现网络投资与价值最大化,是全球运营商的重要课题。

“目前业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5G应该精准投资,不应该全面铺开。网络虽然是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但是业务模式、服务也是可以推动信息社会前进的一个动力。”李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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